顾维钧回忆录（全13册）PDF 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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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顾维钧回忆录
册数：13册
大小：255M
格式：pdf
1983年,《顾维钧回忆录》首册出版——尽管只是后来长达13册的漫长序列的第一本,但当时无论在学界还是社会层面,都引起不小轰动。
“首先是因为传主本人的身份非常重要,其经历对研究中国近代史非常有价值；其次,在当时这样一位‘国民党高官’的回忆录的出版,居然能做到几乎一字不改,是非常罕见、也非常难得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金以林评价道。
顾维钧是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可以说,他的一生与整个民国时期的外交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特殊的经历,使他的口述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民国外交史,是“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时期对外交涉的历史实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顾维钧的口述,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操作。最早负责顾维钧口述历史工作的是夏连荫(Julie How)。但是夏连荫在访问完顾维钧的童年及求学经历之后,就因为感觉力不从心,而将工作转交给了同事唐德刚。当时唐德刚正在为李宗仁做口述历史,但是顾维钧的名气之大,对他实在是一种诱惑,于是他开始接手顾维钧的口述工作。
在最初的3个月时,唐德刚也感到任务十分繁重。据唐德刚回忆,顾维钧把回忆录看得很认真,要求颇严。顾维钧的个人文件保存得极为完整和有条理。顾维钧在进入国民政府工作之前的私人档案,都留在天津故居,在国民政府任职时的文件,则以每月70美元的租金,存在哥大附近的一间仓库,分储于37个大木箱里。因此每次访谈前,唐德刚都要检索有关文献档案,包括37个大木箱之内的各种文件。
顾维钧亦如此,每次口述之前,他先查阅有关部分的文件资料,思考再三形成腹稿后才开始口述,用一口流利的、甚至连英美人都赞叹的标准英语讲述。顾维钧欣赏这样的合作者,两人交往的数十年间,他一直称唐德刚为“Dr. Tang”(唐博士)。而唐德刚在数十年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中发现,顾维钧还特地给哥伦比亚大学去信,希望由唐德刚单独进行对他的访谈,不需要由其他人轮替。
唐德刚对顾维钧的口述采访,从顾维钧1912年担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和袁世凯秘书开始,到1940年担任驻英大使这一阶段的历史。之后,唐德刚由哥伦比亚大学赴纽约大学任教授,这一工作由他人接手。在此期间,顾维钧虽年事渐高,且参与口述分文不取,但他乐此不疲。1967年他退休以后,时间变得宽裕,顾维钧坚持每周录音3次,每次长达3个小时。直到1976年顾维钧口述工作全部完成,历时17年之久。哥大最终整理成56卷、11000页的英文稿,然后拍成胶片保存。
哥伦比亚大学当年为顾维钧做回忆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史料,而并不是为了出书,所以,该回忆录一直以英文、用缩微胶片的形式保存在哥大,为学者们进行研究所用。不过,顾维钧在口述历史英文原稿“附言”中表示:“由于我致力于中国的外交关系,如果我的回忆录能被译成中文,我将不胜欣慰和感激。”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第二年,乔冠华为团长,带领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临行前,毛泽东接见代表团时交给章含之一项特殊任务:在美期间看望顾维钧先生。毛泽东告诉章含之:“我很敬佩顾维钧先生的外交才华和为人。”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与顾维钧同为“北洋旧故”,所以毛泽东才会将这个任务交与章含之。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也在联合国工作。在她安排下,章含之与时年84岁的顾维钧见了面。
1977年,来自外交部的陈鲁直被派到联合国总部工作,结识了顾菊珍。几年共事过程中,陈鲁直一家与顾菊珍一家结下深厚友谊。有一次,顾菊珍向陈鲁直提及顾维钧回忆录已整理完成之事,两人商量有无可能在国内出版。陈鲁直将这一信息传递回国内,最终到达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那里。
刘大年初步了解了《回忆录》的主要内容以后,很感兴趣,立即决定“申请外汇,购买缩微胶卷,组织力量翻译,全文出版,一字不删,一字不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秘书长王玉璞当年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在刘大年领导下,他参与了《回忆录》的引进、翻译、出版全过程中的若干工作。回忆往事,王玉璞由衷赞叹刘大年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和担当”。
1980年9月,顾菊珍回上海探亲。刘大年特地邀请她来北京,共商《顾维钧回忆录》翻译出版问题,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刘大年在交谈中明确表达了准备翻译出版的想法以及“一字不删、一字不改”的原则。顾菊珍听后高兴之余又非常震惊。磋商极为顺利,此后多年,顾菊珍女士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如果不是刘大年决策,《回忆录》在中国内地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尊重顾维钧提出的一些意见,刘大年提出由近代史研究所署名,在出版前言中,参与翻译工作的,全部列名。而且缩微胶卷的放大、翻转、复印费用等全部由近代史所支付。
近代史所很快向哥伦比亚大学汇去美元、购买了版权。下一步最重要的工作,便是翻译。在中华书局总经理李侃的引荐下,刘大年亲自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主任袁东衣,全面商定了回忆录的翻译工作。刘大年还明确表示,日常翻译工作请译者放手去做,近代史研究所不干预,凡遇重大问题,特别是涉及敏感问题,再商同近代史所研究解决。
“当年的天津留下子一批‘老北洋’,他们的英文基础很好。那时‘文革’结束不久,他们还没有正式工作,政协编译中心找他们出来做,他们有‘被组织信任’的感觉,因此对翻译工作非常投入。”金以林说。更重要的是,这批人对北洋时期的生活环境、状态以及彼此人物非常熟悉,顾维钧回忆录里出现的各式各样的英文名字对他们造成的困扰相对会少一些。
当时天津政协编译中心组织了一个18人的翻译组。译稿都经过周密的审校程序:两次校对,一次通读和最后定稿。由于回忆录的内容涉及许多历史事件和大量的人名、地名与机构、职务名称,都必须译得准确,因此审校组每周都要开一次碰头会,共同研究解决。《回忆录》中提到的人名有3700多个,再加上许许多多的地名、机构名、职务名,要在近600万字的13个分册中做到前后一致,的确是个大问题。当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电脑,只好由译者将所遇到的专名都做出卡片,写明原文、译名和页数,在查证核实后由专人逐个查对统一。经过这个程序,才做到了全书名词的一致。而为此所做的卡片共有1.8万余张之多。
《回忆录》中也引用了大量的函电,为了保证文件的真实性,天津政协编译中心又将文中所引用的函电,和在天津查不到的人名及专名,开列名单,陆续寄往美国,请顾菊珍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查找原件,复印寄来,这就使书中的史料更加信实,提高了真实性。而顾菊珍当时也已将近70岁高龄。正是在诸多人的努力下,这套《顾维钧回忆录》的翻译质量,至今为学界所称道。
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出版,当时刘大年专门约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面谈,问中华书局可不可以出版《顾维钧回忆录》,李侃爽快地答应下来。
“在当时出版《顾维钧回忆录》,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最初讨论只是内部出版。后来外交部、近代史所、天津编译中心和中华书局,四家单位联合召开子一次座谈会,形成了会议纪要,由刘大年向邓颖超、廖承志专门打报告。廖承志批示‘可以出版顾维钧长篇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才得到正式出版。”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说。《回忆录》的印制、用纸、装帧在当年都是最好的。对于中华书局的工作,刘大年显然非常满意。
据陈鲁直回忆,顾维钧对回忆录在国内出版,“原是将信将疑的”,直到1983年第一册出版后,顾维钧见着陈鲁直送来的书,他才终于确信此事。而近代史研究所长刘大年给顾维钧先生寄去一册,并题词:“谨奉上第一分册为寿。”落款是“后学刘大年”。顾老先生不但为看到自己的回忆录已经译成中文开始出版,非常高兴,特别对“为寿”二字甚为欣赏。老先生立即签名,回赠刘大年先生一本。但遗憾的是,顾维钧1985年去世时,只看到译文的第三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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